赋的概念和分类，中国古代文学格律诗词歌曲与赋到底有什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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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文学格律诗词歌曲与赋到底有什么区

诗的实质就是：有节奏感的话语。很多诗都押韵，不压韵也要有节奏感、韵律感。虽然赵丽华的梨花体被大家批判，但是她写的确实是诗，因为通过断句，使一句普通的话语具有了节奏感，它也就是诗了。什么是诗的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什么是使得诗和普通的话语区分开来的形式上的区别？——是节奏感。第二个事实：并非只有好的诗，才能叫诗。所以梨花体是诗，但不一定是好诗；所以章太炎说《百家姓》、《医方歌诀》是诗，所以打油诗也是诗，但这些都不是好诗。歌也具有节奏感，歌是诗吗？唱出来的是歌，不唱也具有节奏感的话语是诗。诗是一种文学体裁，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现象来高度集中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周朝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采自民间乐曲,“雅”是王都附近的乐曲,“颂”是祭祖祀神的乐曲。所有诗歌均可歌唱,但乐谱今已不传。其内容对统治者征战田猎,贵族集团奢侈荒淫的生活,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婚姻爱情都有所反映。形式以四言为主,采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些创作手法为后代诗人所继承。汉代将《诗》列入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为“五经”之一

我知道赋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注重铺陈排比、对偶的形式，具有借景抒情，铺叙风物，托物言志的特点分类：骚体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

中国古代文学格律诗词歌曲与赋到底有什么区

2，文学体裁中赋的分类以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赋　　文体名。“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　　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　　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　　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　　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　　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　　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　　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　　《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　　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　　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　　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　　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　　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　　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　　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　　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 4篇。楚辞　　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　　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　　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　　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　　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　　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　　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　　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　　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　　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　　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　　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　　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　　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　　《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　　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　　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　　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　　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　　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　　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　　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　　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但结尾仍　　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　　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　　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　　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　　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　　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　　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　　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　　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　　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　　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　　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　　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　　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　　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　　律赋、文赋各个阶段。　　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　　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　　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　　韵。它还不象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　　成很固定的体制。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　　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　　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　　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　　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　　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　　的气息大为减弱。　　骈赋也叫俳赋，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　　北朝。它是汉赋的变体,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　　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　　赋的特点，一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对仗组　　成，句式整齐；二是丽藻雅辞，络绎奔会，写得花团锦　　簇；三是两句一韵，依照章节内容的变换而转韵，格式　　较为固定；四是逐渐讲求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五是　　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失去了汉赋的宏廓气象。总的说来，　　骈赋由于注重形式华美，趋向绮丽，辞藻益茂，而体格　　渐卑，内容上的意义相对地削弱了。　　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于　　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　　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　　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王□《沛父老留汉高祖赋》，　　限用“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即全篇分八段,各　　段依次分用此八韵中的字押韵。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　　显然已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　　砖，其形式却一直沿袭至清末。　　与此同时，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　　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　　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　　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　　《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　　都是代表作。　　来源诗人(www.cnpoet.com) 原文：http://www.cnpoet.com/changshi/zongfenlei/003.htm

文学体裁中赋的分类以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3，何谓赋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参考资料：古代文学

“赋”，是铺陈的意思，对事物直接陈述，不用比喻。

赋为一种文学过度时不可少的载体，它以虚词和韵味见长，延续了离骚等的写作风格，介于现实与精神之间，按照现在的话说，它应该算是散文诗的一种，它的缺陷在于过分华丽不符合大众口味，不能广泛推广，它的意义在于，强调了韵调节奏感，奠定了诗于词的基础，赋一旦填曲，我想应该可以唱，从赋所带的感情看，更接近宋词，不过它更有散文的色彩，它的散文特质，又类似八股文，其间，宋玉和司马相如均是作赋高手。`

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的位置。2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汉魏赋体文学选本，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赋”的作品，如七体、对问体文学，都列入赋文体中。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全汉赋》，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故比《文选》及清人陈元龙所撰《历代赋汇》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毫无疑问，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观点，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奈恢谩?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奈恢谩?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汉魏赋体文学选本，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赋”的作品，如七体、对问体文学，都列入赋文体中。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全汉赋》，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故比《文选》及清人陈元龙所撰《历代赋汇》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毫无疑问，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观点，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何谓赋